科技之巅 前言

从石器时代到数字时代

人类发展经历了漫长时期。最重要的进化，是学会使用工具，有了“技术”。

没有工具，人类就是一个脆弱的物种，没有任何人可以手无寸铁地面对自然。技术伴随人类成长，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史。

几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多种猿人，都是非洲丛林中的普通种群，以啃食野果为生。但是，其中一种猿人，也许是基因突变，也许是偶尔使然，学会了以锋利的石块采割果实，捕猎动物，剥制兽皮。这一“技术”的获得，让它从其他猿人和动物中分离出来，人类学家称它为“智人”(Homo Sapiens)。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史称“旧石器时代”。

石器之外，智人还学会了取火。火对于古人类犹如电对于现代人。火能煮熟食物，以前无法吃的块茎、种子、皮肉可以成为熟食。食物的改善让人类大脑进一步发育，加快了进化。火提供温暖，让人类在冰河时期未遭灭绝。火提供照明，夜幕降临也能活动，并能进入洞穴等黑暗场所。火能击退野兽，还能将茂密的丛林烧成食物满地的原野。

语言是取火之外的又一重大技术。语言从唱鸣喊叫进化而来，最初的语言是少数惊叹词和名词，慢慢发展到表达行动和关系。语言让人类得以交换、传递思想，集结同类，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发展出社会组织（氏族、部落）。

约12 000年前，以制陶器技术为标志，新石器时代开始。制陶技术属于“火化技术”，后来发展出冶金技术，用天然粗铜冷加工制作了很多有用的工具。新石器时代房屋建造已经使用灰泥和砂浆，利用土料土坯和石块建造房屋。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了专职的陶匠、编织匠、泥水匠、工具制作匠。人们观察天空，判断方向、季节和收割时间。约10 000年前，他们掌握了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开始播种、耕作，人类从食物采集转至食物生产，发展出农业和牧业技术。编织技术出现，剪羊毛，种植亚麻和棉花，纺线，织布。人类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开始了较完备的食物生产和生活方式。

约6 000年前，以青铜器（铜锡合金）的出现为标志，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直至公元初年。较之石器，金属工具有更大的优点。金属制造涉及采矿、冶炼、锻造和铸造等复杂技术，需要熔炉风箱。金银加工、面包酿酒技术也随后出现。动物被用来牵引和运输，出现了车、船。依靠新的灌溉技术和农业技术，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加，国家开始出现。

为了分配剩余产品，需要把口头的和定量的信息记录下来，出现了书写和计算。由“结绳记事”进化到文字，出现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书写替代了身传口授，其后渐渐产生出有文学价值的成分。计算是随同书写一起发展起来的技术，用于计数、交换、记账。天文学、占星术、气象学和法术伴随历法出现，历法不仅用于农业，也用于仪式活动和经济活动，如确定签约和履约的日期。天文学、占星术、巫术用于预测庄稼收成、军事行动或皇帝的未来。医术也发展起来，皇家有专职御医，他们积累解剖学和草药的经验和知识。

青铜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埃及、华夏、印度、希腊、罗马等古文明。强盛的罗马帝国横跨地中海、欧洲和近东。
古罗马人是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和技师。罗马文明就是技术的文明。技术铸就了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和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供水系统。罗马政体民主、法律完备，是保证帝国机器运转的极重要的社会技术。公元前100年罗马人发明了水泥。这是创造世界的一项关键技术。它改变了建筑工程，成为构筑罗马文明的砌块。可以说，水泥支撑了罗马帝国的扩张。到处都有技术和工程活动。工程师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的人还得到过国家工程领域的最高地位，如罗马的维特鲁维（Vitruvius）曾担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建筑师。

约公元前600—前300年，史称古希腊时代。希腊人的心智中萌生了一种奇特的崭新的精神力量，开始了发现世界和认识自然的抽象思索和观察、辩论，对象包括天体、地震、雷电、疾病、死亡、人类知识的本性等。科学，又称为自然哲学，由此滥觞发源。
希腊海岸曲折，山岳嶙峋，寒风凛冽，生存条件并非优越，却孕育了一个活力充溢的种族，建造起先进的文明。没有哪个古代社会像古希腊一样涌现过那么多的贤哲，在远古建立过那么良好的政体。完善的民主制度释放出自由空气，赋予希腊人思索的闲暇和乐趣。能理性地探讨社会制度，也就能理性地探究自然原理。科学在希腊诞生，绝非偶然。

希腊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liletus，公元前625—前545年）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家。他发现了静电，用三角形原理测量海上船只的距离，提出尼罗河水每年的泛滥是地中海季风引起，大地像船浮在水上，地震是浮托大地的水在做某种运动引起，水是孕育生命的万物之源。他的观点也许是幼稚的，方法却是“科学”的：采用理性思考的方式，没有涉及神或超自然的东西。别忘了当时是巫术和迷信盛行的蒙昧时代。泰勒斯及其追随者都是有神论者，他告诫人们“神无处不在”，例如，磁石就有“灵魂”。泰勒斯却让自然界脱离神性，把自然当作研究目标，理性思考，提出解释。

希腊不断涌现科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年），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495—前435年），提出月亮由反射而发光，日食由月亮的位置居间所引起。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前370年），提出万物由原子构成。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30—前275年），总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理，编著流传千古的《几何原本》。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年），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提出浮力定律，用逼近法（微积分的雏形）算出球面积、球体积、抛物线、椭圆面积，研究出螺旋形曲线（“阿基米德螺线”）的性质。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成为后来的螺旋推进器的先祖。他研究螺丝、滑车、杠杆、齿轮等机械原理，提出“杠杆原理”和“力矩”的观念，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设计、制造了举重滑轮、灌地机、扬水机等多种器械。为抗击罗马军队的入侵，他制造抛石机、发射机等武器，最后死于罗马士兵的剑下。

这些科学开拓者要么自己拥有资产，要么以担任私人教师、医师为主，并不存在“科学家”这一职业（“科学家”这一名词直到两千多年后的1840年才出现）。苹果掉落在地上，星星为什么悬在空中？古希腊人探索科学完全发自对自然奥秘的兴趣或精神追求，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的纯科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与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前347年）、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并称为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年轻时喜欢自然哲学，但哲学的偏好使他放弃了自然研究，专注于思考人的体验和美好生活。苏格拉底后来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他本可以逃亡，却认为逃亡会破坏法律的权威，自愿饮毒汁而死。他的衣钵传给柏拉图。柏拉图建立了一所私人学校（柏拉图学园，存在800年之久），传授和研究哲学、科学。学园大门上方有一条箴言：“不懂几何学者莫入。”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是其中的学生。

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在爱琴海各地游历，被召为王子的家庭教师，王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如同所有的希腊科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不接受国家当局的监督，与当权者无任何从属关系。他的讲书院设在雅典郊区的一处园林里。他的纯科学研究涉及逻辑学、物理学、宇宙学、心理学、博物学、解剖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既是希腊启蒙的巅峰，也是其后两千年学问的源头。他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影响力延及文艺复兴时期。他观察自由落体运动，提出“物体下落的快慢与重量成正比”。他研究力学问题，认为“凡运动的事物必然都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因而“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即存在超自然的神力。地上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大元素组成。白色是一种纯净光，其他颜色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变化的不纯净光。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是生物学分门别类第一人，也是著述多种动物生活史的第一人。他的显著特点是寻根问底：为什么有机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完整的成体？为什么生物界中目的导向的活动和行为如此之多？他认为仅仅构成躯体的原材料并不具备发展成复杂有机体的能力，必然有某种额外的东西存在，他称之为eidos，这个词的意思和现代生物学家的“遗传程序”颇为相近。亚里士多德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而排除了进化的观点。

他专注于科学，却远离技术，认为科学活动不应考虑功利、应用。在追随亚里士多德的历代科学家看来，他代表了科学的本质和纯粹——对自然界以及人类在其中地位的一种非功利的、理性的探索，纯粹为真理而思考。

亚里斯多德的科学方法论，被奉为经典影响了两千年。科学清高脱俗，不触及实际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实际问题。不仅如此，从柏拉图开始就形成了一种轻视体力劳动的风气，排斥科学的任何实际的或经济上的应用，使理论与实践分离。
罗马与希腊相反，工程技术欣欣向荣，科学却不景气。罗马人不重视——实际是蔑视——科学理论和希腊学问。他们全力以赴地解决衣食住行、军事征战的技术问题，不需要对日月星辰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寻求解释。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被蛮族文化取代，大部分罗马文明被破坏，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公元476—公元1453年）。罗马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包括水泥制造技术，都失传了。在其后的1 200年里，欧洲人不得不依赖落后的沙土黏合材料建造房屋，直至1568年法国工程师德洛尔姆（Philibert del’Orme，1514—1570年）重新发现罗马的水泥配方。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成为技术输出的中心，向欧亚大陆输送了众多发明，如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金属活字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磁罗盘、磁针罗盘、航海磁罗盘、船尾舵、铸铁、瓷器、方板链、轮式研磨机、水力研磨机、冶金鼓风机、叶片式旋转风选机、风箱、拉式纺机、手摇纺丝机械、独轮车、航海运输、车式研磨机、胸带挽具、轭、石弓、风筝、螺旋桨、画转筒（靠蜡烛的热气流转动）、深钻孔法、悬架、平面拱桥、铁索桥、运河船闸闸门、航海制图法，等等。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写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在文学、战争、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引起了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所谓物极必反，中世纪的“黑暗”促成了欧洲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包括农业技术、军事技术及风力水力技术，一跃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具有侵略性的高度文明。欧洲水源丰沛，农田不需要灌溉，但土壤板实，必须深耕。欧洲农业革命的两大技术创新，一是采用重犁深耕。重犁配有铁铧，安装在轮子上，由8头犍牛牵引，从深处翻起土壤；二是用马代替牛作为挽畜，马拉得更快，更有耐力。欧洲传统用牛，其颈上挽具只适合牛的短颈，不适合马。中国人的胸带挽具传入欧洲，这种像项圈一样的挽具将着力点移到马的肩部，不会压迫气管，使马的牵引力增加了四五倍。欧洲从此改用马作畜力，重犁获得普遍推广，由二田轮作改进为三田轮作，提高了生产力。马替代牛，降低了运输成本，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使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技术促成中世纪欧洲崛起的不止是农业。马镫改变了欧洲的军事技术。骑士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代表形象，全身披挂甲胄，威风凛凛跨骑在用盔甲防护的战马上。但欧洲没有马镫，骑士双脚悬空骑在高头大马上，无法坐稳，一旦临敌，往往得滚身下马，步行迎战。马镫由中国传入，它没有运动部件，虽然简单，却可以让骑手稳坐马背，作战不会摔下来。一位骑手配备了马镫，就构成一个稳固的整体，可快速驰骋，产生强大的冲力，形成所谓的“骑兵冲刺”，欧洲的骑兵简直就是中世纪的“坦克”。骑兵冲刺这种新型战争技术使骑士成为职业军人，由贵族领主供养，由此产生了封建关系。这种区域性封建关系自由分散，不需要专制社会那样的中央政府管理。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欧洲的工程师们发明了新机械，找到了新能源，最突出的是改进和完善了水车、风车和其他机械，利用风力驱动风车，利用潮汐驱动水轮。欧洲各地都有丰满的小河，到处都能看到水车运转。水车推动着各种各样的机器，如锯木机、磨面机和锻打机等。机械的使用节省了劳力，奴隶制度随之消失。
中国人在9世纪发明了火药，13世纪传到欧洲，14世纪初欧洲人造出大炮。到1500年，欧洲制造枪炮成为十分普遍的技术。16世纪滑膛枪出现。在大炮、滑膛枪面前，弓箭、大刀、骑兵、长枪退出战场。“火药革命”削弱了骑士和封建领主的军事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用火药装备起来的陆军、海军。葡萄牙人发明了风力驱动的多桅帆船，取代老式的有桨划船。装上大炮，成为炮舰，最终产生了全球性影响，为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开辟了道路。

技术的发展在欧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科学在其中并没起什么作用。重大的发明如火药和罗盘在中国发明。当时在自然哲学中无任何知识可用于研制兵器。航海属于技艺，不属于科学。炮兵、铸造匠、铁匠、造船工程师和航海家在进行发明创造的时候，靠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技艺。以造船为例，船帆和索具不好用，就改进；炮舷窗不灵活，就尝试安装灵活机动的炮车。技术是逐步改进完善的，经验是实践积累的。技术和工业仍同古罗马时代一样，与科学没有联系，既没向科学贡献什么，也没从科学得到什么。
欧洲人认识到自然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应开发利用，于是独创了一种研究学问的机构——大学，成为科学和知识走向组织规范化的一个转折点。但早期的大学不是研究机构，既没有把科学也没把技术作为追求目标，主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自然科学设在文学院，主要课程是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方法成为研究任何问题的唯一概念工具，学者们按照神学观点来解释世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照亮了星星。直到哥白尼、伽利略出现。
1543年，波兰科学家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年）出版了他的《天体运行论》，推翻了地心说，提出日心说，开始了科学革命（至牛顿时期完成），让人类由中世纪的观点走出，从一个封闭的世界走向一个无限的宇宙。1616年宗教裁判所判定哥白尼的学术为异端邪说。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研究了斜面、惯性和抛物线运动。在已有望远镜的基础上，制成了放大30倍的望远镜，指向天空，搜寻天上世界，发现了月球的山脉，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银河由星星组成，验证了哥白尼学说。1632年伽利略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为“最可疑的异教徒”，遭终身监禁并被迫在大庭广众下认罪。70岁的伽利略已是半盲，作为囚徒，又写出了一本科学杰作《关于两种科学的对话》，阐述了两项重要发现：受力悬臂的数学分析及自由落体运动，后者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越重的物体下落得越快”的二千年定论，现代科学开始。
伽利略逝世的同年，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出生。1665年，牛顿因为躲避黑死病，离开剑桥回家乡隐居18个月。这18个月是科学史上幸运的时期，牛顿酝酿了一生主要的科学成果：微积分，色彩理论，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几个数学杂项定理。但他不喜欢撰写和公布自己的学问，直到因为与皇家学会发生龃龉，在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年）的劝说下，才于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阐述了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基础。借助牛顿定律正确算出彗星回归的哈雷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前言里用诗句赞道：“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愚昧无知的乌云，终将被科学驱散。”
科学当时仍属哲学范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充满了哲学意蕴，读过此书的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宇宙的形象：一部神奇而完美有序的机器，行星转动如同钟表的指针一样，由一些永恒而完美的定律支配，机器后面隐约可见上帝的身影。美国开国元勋制订宪法时不忘牛顿体系，称：“牛顿发现的定律，使宇宙变得有序，我们会制订一部法律，使社会变得有序。”
牛顿证明了科学原理的真实性，证明了世界是按人类能够发现的机理运行的。把科学应用于社会的舆论开始出现，人们期待科学造福人类。甚至牛顿在论述流体力学时也轻描淡写了一句“我想这个命题或许在造船时有用”。视科学为有用知识的弗朗西斯·培根对此作了理论提升，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也仅此而已。牛顿力学三百年后才被用于航天发射和登月飞行，当时只能作为知识储存在书本里。16和17世纪的欧洲，在科学革命的同时并未发生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印刷机、大炮、炮舰一类的发明未借助科学。除了绘图学，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的成果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医学、军事领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即使是伽利略的抛物线研究，显然在大炮和弹道学方面会有潜在价值，可事实上，在伽利略之前，欧洲的大炮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在没有任何科学或理论的情况下，凭着实践经验，大炮技术已发展得相当完备了，炮兵学校有全套教程，包括射程表等技术指南。毋宁说是炮兵技术影响了伽利略的抛物线研究，而不是伽利略的科学影响了当时的炮兵技术。

当时航海技术中最大的“经度难题”，也不是靠科学解决。由于无法测量船只所在的经度，欧洲人的海上活动受到限制，只能傍海岸航行。包括伽利略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尝试过解决办法，未能成功。1714年，英国国会以2万英镑悬赏“确定轮船经度的方法”，要求仪器在海上航行每日误差不超过2.8秒。1716年法国政府也推出类似的巨额奖金。最后的解决，不是科学，而是技艺。英国钟表匠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1776年）先后做出4个海上计时仪，其3号钟使用双金属条感应温度，弥补温度变化（今天依然在用），装上平衡齿轮（滚动轴承和螺旋仪的前身）防止晃动，抵消船上的颠簸和晃荡，比任何陆地上的钟表都精确，每日误差不到2秒，45天的航行结束，准确地预测了船只的位置，符合领奖条件，但英国国会拒绝履约。哈里森继续改进，4号钟用发条替代钟锤，进行了两次从英格兰到西印度群岛的航海实验，3个多月误差不超过5秒，相当于将航天探测器降落在海王星上，降落点误差只有几英尺。国会还想耍赖，但航海界认定4号钟比皇家天文台的航海图优越得多。哈里森在83岁生日那天得到了奖金。

17世纪是实验科学兴起和传播的时期。吉尔伯特（Gilbert，1544—1603年）用磁体做实验，伽利略让不同球体在斜面滚下，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年）用装有水银的管子发现了空气压力原理，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解剖过无数尸体和活体以了解心脏的作用，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通过测试弹簧获得胡克定律，牛顿让光束通过透镜和棱镜研究光的组成。实验成为检验理论或猜想的一种方便且必须的工具。科学家依靠仪器，同一时代的科学更多地靠技术帮助，却很少给技术以帮助。以望远镜为例，天文学家一直在使用技术上不断改进的望远镜，得出许多惊人的发现。第一架望远镜是荷兰眼镜匠汉斯·利伯希（Hans Lippershey，1570—1619年)发明的。高倍望远镜光束穿过透镜后会产生色散、球面像差和畸变。解决方案还是来自技术领域，依靠玻璃制造工艺解决的。用几种折射率不同的玻璃互相补偿制成复合透镜，这已经是1 730年以后的事情了。

18世纪初，牛顿、伽利略等科学巨人引领的科学革命正归于沉寂，欧洲仍然是一片农业社会景象。90％的人住在乡村，从事农业。即使城市居民，能够见到的制成品要么是农田的产物，要么是能工巧匠的制品。能源不过是动物或人类的肌肉力量，加上木材、风力、水力而已。

18世纪60年代，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年）在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年)发明的基础上改良蒸汽机。煤在蒸汽机中燃烧，提供动力，引发工业革命。蒸汽机加快了新能源（煤）的开采和使用（此前动力和热力来源，包括炼铁，主要靠燃烧木材）。尽管中国的铁匠在11世纪就发明了用煤做燃料的熔炼方法，英国到1709年由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1676—1717年)发明了焦炭，才不再依靠森林提供燃料。炼铁局面改观，世界进入铁器和机器时代。英国发明家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年）的高压蒸汽机用于铁路，1814年第一台蒸汽机车出现，1830年迎来铁路时代。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1844—1929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这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和工厂化生产的飞跃。

18世纪之前，人不知工厂为何物。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工厂发展出高度集中的规模生产，标准化部件的制造制度（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被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年)在汽车工业中发展成生产流水线，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构成18世纪工业革命基础的所有技术，仍然是工程师、技师、工匠做出来的，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科学理论的贡献。科学家仍沿袭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追求知识和精神上的满足，不考虑理论的应用。技术行家们也未吸取科学的营养，如同古罗马的工程师，追求实用，实践出真知，对理论不感兴趣。科学与技术各行其道，直到19世纪末。

在技术独步天下的时代，英国首先颁行专利法，成为技术史上的重大事件。18世纪80年代，法国化学家贝托莱（C.L.Berthollet，1748—1822年）发现漂白织物的氯化方法。因蒸汽机而富裕的瓦特，其岳父是一位漂白剂制造商，瓦特想由他们三人共同申请专利，获取厚利。贝托莱拒绝道：“一个人爱科学，就不需要财富。”他以纯科学态度进行研究并发表了结果。这件事显示了18世纪以后技术与科学的一个区别：科学是发表、共享，寻求知识和真理；技术是垄断，寻求实用和价值。仍以瓦特为例，他并非蒸汽机的发明人，只是改良人，但他首先申请了专利，并想方设法延长专利保护期。英国当时的大政治家爱德蒙·布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在国会上雄辩经济自由，反对制造不必要的垄断，但瓦特的合作伙伴太强大，简单的原则无法打败他。专利获批后，瓦特的主要精力就不再是蒸汽机技术的改进，而是借助法律打压和阻挡其他发明者和改良者。蒸汽机在英国的真正普遍推广和重大改进实际上是在瓦特专利期满之后。

科学史和技术史都证明了同样或类似的发现发明可以在不同区域、由不同的人做出。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发明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莱士分别发现进化论，就是有力的证明。自然规律、原理就在那里，它们迟早会在某处或某时被某人发现或利用。蒸汽机如果不是瓦特改进，也会有别人改进。但专利法的基础却是：某种发明或点子只能一个人想到，别人如果想到，就是窃取；最初的发明不可触动，不允许别人做出改进，否则就是侵权。这与科学背道而驰。
科学与技术的这一分野，导致了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不同观感。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几乎全人类为之庆贺；一项重大技术的出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又一个商业机会、盈利模式。正如美国科学家特莱菲尔（James Trefil，1938年至今）所谓的特莱菲尔定律（Trefil Law）所说：“每当有人发现自然的原理，其他人很快就会跟从研究，并找出如何从中牟利的方法。”我们看到十几岁的孩子因为下载歌曲而被追诉“音乐盗版”，看到非洲艾滋病人因为无力支付专利持有者的高价药物而死亡，也看到泰国政府宁愿侵犯知识产权也支持仿制药物，以挽救人的性命。“知识产权”“专利和版权”现在已成为争论的主题。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也阻碍了技术的改进和推广。但这是另一话题，不表。

历史进入19世纪。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年）于182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奠定了电磁学基础。1870年，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年）在法拉第的基础上总结出电磁理论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统一了电、磁、光学原理，与牛顿物理一起成为“经典物理学”的支柱。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书房墙壁上，悬挂着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三人的相片。
除了电学理论，化学、热力学等领域也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物理和化学的基础定律。电动力带来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历史不同的是，此次工业革命是以物理学和化学为基础。科学不再是纯理论，而是用于设计更为精良的技术和工艺。自此开始，科学引领技术，成为文明的引导力量。

此后的20世纪，科技可谓群星灿烂。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年）的方程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1887—1961年）和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年）的量子力学，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1880—1930年）的大陆漂移学说，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年）的遗传变异理论，哈勃(Edwin P.Hubble，1889—1953年）的宇宙膨胀说，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年）的不确定性原理，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2005年）和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年至今）的DNA结构，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年）和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1954年）的计算机理论，航天技术将人类送上太空和月球，哈勃望远镜在600千米的太空观察到130亿光年外的原始星系。人类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科学有了全新的工具。计算机无限地扩大了人的脑力，其意义要超过机器扩大人的体力。
20世纪是人类的悲惨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超过1.2亿。参战双方都从实验室源源不断推出新式武器：战机、坦克、潜艇、毒气、原子弹。16世纪，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piero DaVinci，1452—1519年）就构思过“可以水下航行的船”，却被视为“邪恶”“非绅士风度”而被摒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914年9月22日，德国U－9号潜艇在一个小时内就击沉3艘英国巡洋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潜艇共击沉192艘战舰，5 000余艘商船。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被称为物理学家的战争，图灵的密码机破解了德国“英格玛”的秘密系统，帮助盟军制服了德国潜艇，雷达帮助英国皇家空军赢得了不列颠之战，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上，帝国的兴起都不会依靠巫术般的科技，也很少有战略家想到要制造或扩大科技的差距。19世纪前，军事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力、后勤和组织。但20世纪以后，特别是原子弹的威力，唤起了各国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的迷恋和贪求，揭开了科技发展的新一页。强大的武器需要精确的制导技术，推动了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展，人类步入数字时代。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和互联网普及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科技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商业应用。
政治和商业的卷入，重新塑造了科学和技术本身。亚里斯多德开创的纯粹科学越来越稀有，科学和技术越来越受政治和资本的支配，没有明确应用前景或商业价值的科学和技术难以获得资本的支持。科学家不再是希腊先贤那样的自由个体，而是研究机构或组织的雇员，按主管者规划的“专业”方向探索。许多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都是军事所发起。随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的攻克，人们开始相信科技无所不能。

一个世纪前，人们或许还能把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机器由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制造。但在数字时代，科学和技术相互依存：没有科学就产生不出新技术，而产生不出新技术，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科学和技术实际上以“流水线”模式衔接推进——基础研究发现原理、规律，打开视野和思路；应用研究探索其技术或商业的可行性；技术开发（R&D）把成果制成有用的产品。
20世纪奠定基础的数字技术，在21世纪大放异彩。移动网络、大数据妙用无穷，机器人不仅进入生产流水线，更进入以前被认为是“专业工作”的领域，顶替人的岗位。即使是最复杂的医疗领域，医院的所有检查和大部分诊断已不是由医生而是由机器承担；人工智能（AI）的诊断水平已开始超越最有经验的医生，纳米机器人做手术比外科医生更快、更完美。人工智能已具备深度学习的能力，意味着人工智能必将超越人的知识、能力，脑机接口已不遥远。
21世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已没有科学和技术尚未进入的领域。今天的任何商品，都是科学和技术结合的产物。日常用到的器具，无不是按照最先进的科学原理工作的。以无处不在的手机为例，方寸之间，集人类数千年科学和技术成果之大成，数百位科学家、发明家薪火相传，才带来今天这种执世界于掌心的智能设备。每次打开手机，都在使用物理、化学、光学、电磁学、计算机、互联网、无线电、通信、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原理。

1945年，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面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用《薄伽梵歌》沉吟道：“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对科技的这种深沉忧虑，21世纪有了新的焦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突起和变异。21世纪注定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命科学过去一直落后于物理科学并非偶然。生命系统远比非生命系统复杂，一个单一的变形虫比整个银河系更复杂，数十亿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组成的大脑也许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系统。21世纪，生命科学的“落后”将被改变。人类基因组的全序列测定将为破译遗传信息奠定基础，与生命活动、增殖、记忆、疾病及癌症相关的基因正陆续发现，不仅可解开生命的奥秘和疾病的机理，使人类的疑难绝症获得治疗，甚至可借助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和改造生命。返老还童的试验、人类强化工程已开始，长生不老和超级人类不再是神话。

这也许比奥本海默的核爆炸更可怕。什么是科学和技术的终极目标？科技的过度利用，是喜是悲？以生命科学为例，最终目标就是改造生命、征服或避免死亡吗？今天，八九十岁的病人仍然插着各种管子，接受复杂的药物或手术；心脏停止跳动者仍在用机器延续“生命”；不治之症的病人甚至选择镇静剂或冷冻，等候未来的医药救生。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科技却被用来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科学精神吗？长生不死，超级人类，对人类是祸是福？科技这人类的利器，不受道德伦理约束，会不会如科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至今）所忧虑的，成为从瓶子里放出来的恶魔？

凭借科学和技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经过于成功。人类本应与其他生物一样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然而现代人生活的却是技术设定的环境，人与自然世界越来越隔离。我们的后代似乎难免变成依靠电子屏幕与外部世界沟通，沉迷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新人类。

回顾历史，技术胼手胝足、劳苦功高地扶持人类十多万年。三千年前，科学的涓涓细流，滥觞发源。从石器时代到数字时代，人类走了十万年。从泰勒斯发现静电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科学家走了二千多年。而近半个世纪来，集成电路元器件数量每12个月就翻一番，性能提升一倍。科技进程不断加速，21世纪，技术创新如同井喷。车库或地下室里的青年一夜之间就推出一项改天换地的新技术，世界丝毫不会感到惊讶。这在本书里有具体而微的展现。书中仅仅是近五年的突破，已足以显示当今科技创新的广阔图景，展示了不可阻挡的科技洪流——不管人们对它足以显示当今科技创新的广阔图景，展示了不可阻挡的科技洪流——不管人们对它的永不知足、永无止境是欢欣还是忧虑。